田玉利用午饭后休息时间进行腿部力量锻炼。
 

       田玉，富士康“十三跳”里的第二跳，幸存、下肢瘫痪，去年10月回到家乡。她拒绝了众多捐款，坚强地生活着。最近，她开始和家人手工编织拖鞋，希望以此养活自己。这一情况经微博转发后，引起全国广泛关注，网友们掀起了抢购“田玉拖鞋”的热潮……一专门卖鞋的网站相关负责人4月16日到田玉家商量签订协议，承诺在一年内帮助田玉家销售拖鞋……日前，曾于去年5月在富士康流水线卧底半个月的晶报记者走进了田玉在湖北的老家，试图记录这个女孩的轻生与重生之路。

       4月15日，记者推着轮椅上的田玉，走出了位于湖北省老河口市孟楼镇邓岗村田庄组的田家院子，去村里的大路上转转，这是田玉自2010年10月回家以来第3次走出家门。

       村道旁的田里种植着大片大片的麦子，她让记者拔来一根麦子，用麦管做成麦笛，吹了起来，那些生命的唱叹，零落在风中。

       田玉说自己小时候经常吹着麦笛去上学，可现在，她已经很难自己去学校了，那成了一个伸手无法触及的记忆。

       2010年2月初，还没满17岁的田玉沿着这条路去深圳，她此前最远只到过几十公里外。大城市的模样，她只在电视和梦里看到过。一切因为遥远而显得无法想像……

缘起

“必须接受出去打工的命运”

       从田玉邓岗村的家到孟楼镇，骑摩托需要十几分钟。从孟楼镇坐班车到县级市老河口需要半个多小时，从老河口到襄阳坐班车需要3个小时……田玉的妹妹以及78岁的奶奶从未出过远门，最远只到过老河口，妈妈则去过几次襄阳。田玉在去年2月之前所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也是老河口，她在那里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一年半。

       家里唯一出过远门的人就是田玉他爸田建党了，他曾经出门打工，去过上海、广州、杭州、河北，他的工作全都是在建筑队里。田建党经常给家人讲一个故事：2000年的春节，他在杭州钱塘江边建厂房，他原不打算回家，想多挣点钱。大年三十那天，他去江边的芦苇里解手，一抬头就看见远处满天都是烟花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和家人呆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。他连夜准备行李出发，大年初二回到了家。那一年，田玉8岁。

       虽然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，田建党十几天后还是又出去打工了，因为“化肥、种子、农忙请人，样样都要钱，庄稼天旱了少收，雨水多了也少收，不出去没钱花，维持不了生活”。

       8年前，田家的土坯房快塌了，凑了两万多元修起了现在的平房，也因此欠下了不少账。7年前，田玉的爷爷被查出得了癌症，治疗无效去世，治病和办后事也花了不少钱。田玉的弟弟，是天生的聋哑，一直在聋哑学校读书。

       田家所在的自然村，有300多人，一半是青年，这100多人目前“都出去打工了”。在村里走动或者串门，举目处多是妇女和老人。田建党年轻的时候是个木匠，就在邻近乡村打造家具维修木器为生，“背上个工具箱就有了一份工作”。可是后来，工业化的组合家具出现了，“木匠被淘汰了”。到了田玉这一代，“没有木匠这类工作可以干了，种田维持不了生活，附近没有什么工商业，什么机会都没有，捡废品都捡不到。除了少得可怜得上大学的，出去打工是他们唯一的出路，他们必须接受出去打工的命运。”田建党说。

       2010年2月初，在中专读了一年半“财会”，还没满17岁的田玉从家里出发，到了临近的河南邓县，那里有直达深圳观澜的大巴，那是一个未知的城市，也是一种未知的生活。

       选择2月初出发是因为马上要过年了，这时候去大城市更容易找到工作。选择去观澜是因为田玉的表姐在那里打工，按理说会有个照应。

       她和家里唯一的联系是出发前父亲给她的一部手机。怀里揣着的500多元是她全部的财产。
应聘

“这么多人排队进，一定是个好工厂”

       田玉说，如果不是表姐来接自己，自己连公交车都不会坐，因为看不懂站牌，也不懂得投币、刷卡。田玉最开始想进表姐所在的工厂，可表姐去问了主管之后说，厂里只要年满18岁的员工。表姐说，你还是去富士康吧，他们会收16岁半以上的人。

       富士康的名字，田玉在家乡听说过，她还和家人讨论过，全家人一致认为，那一定是做“副食品”的大公司。

       田玉跟着表姐，一路到了观澜的富士康普工招募处，“排队的人非常多，我想，这么多人排队进，一定是个好工厂。”美好的猜测行走在想象之中。

       接下来，田玉与富士康有关的记忆，都是碎片，碎片之外的东西，记者也没有再追问……因为父亲田建党说，家里人平时也尽量不提某些痛苦的东西，在医院里的时候，每次提起，田玉的妈妈都和她一起痛哭。

       碎片化的回忆，连接起晶报记者的记忆。2010年5月12日到5月25日，“连跳”发生期间，记者曾在富士康流水线上“卧底”近半个月。

       记者在富士康，碰到过不少与田玉一样“必须出来打工”的工友，2010年5月14日，记者排队体检时，烈日下一个广西人对同伴说：“我们回去吧。”同伴说：“家里也穷啊，爸爸会骂死我的。”从广西来的阿彬已经30岁了，他说其实不想出来打工，他想看着孩子长大。但家里只有三间房，有个弟弟还没结婚，老婆逼他出来，说“不去打工就和你离婚”。

       2010年5月14日，记者从早上7点半忙到晚上9点半，真正有用的时间只有在体检的一个半小时，其余时间基本都在烈日下排队等候。和体检在一栋建筑里进行的一共是看似复杂的8道关口，没有人看记者特意带去的高中毕业证。从伸出自己的双手摇晃证明手没有残疾、报出自己的姓名证明自己不是聋哑开始，按一位河南应聘者的说法“没有人在乎你是谁？甚至你是什么性别都不重要。只要有两只健康的手和一个脑袋，加上一张真身份证，就可以通过所有程序”。

“全是陌生人的宿舍”

       在观澜应聘的田玉被分到了龙华厂区，和表姐“离得很远”，住进了“全是陌生人的宿舍”，直到从楼上跳下，她没有和宿舍任何一个人成为朋友，她也叫不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……宿舍有8个人，被分到8个部门，白班晚班也不一样，田玉说这些人她都没见过几次。8个人8个部门，实际并非偶然。

       2010年5月14日，包括记者在内的500人，被分到了“富士康奇美电子事业群”，有人想去其它部门，被告知：“要么接受，要么放弃，过6个月再来报名。”江西的小杨女朋友在观澜富士康，在厂附近租了房子，他却和记者一起被分到龙华。5月15日，我们被按顺序一群群分到不同的部门，然后被随机分到一个个宿舍。对于系统而言，我们是完全相同的一个个工号。老员工们说，“系统唯一做的区分就是把熟悉的人分开”，比如，同一部门的同事，一般不可能分到同一宿舍。

       田玉在进富士康前照了来深圳的第一张照片，本来有“财会”专业毕业证的她办了一张中专“计算机”专业的毕业证用来签合同。

       5月15日，记者和几百人一起签订合同，合同底薪签的是900元，不少人很失望，说“其实富士康工资底薪和别的地方一样，就是加班费给得正规点”。身份证复印件和毕业证复印件和合同一起交上去。办假证的几个人都笑了。头天组织者说“没有毕业证的自己搞定”的意思他们理解对了。当天培训课的李讲师说“富士康奇美电子每天都有一个工伤报告，也就是说每天都有工伤，我希望你们的名字不要出现在工伤日报上。”李讲师讲了厂内的一些很具体事儿，包括他亲见一只手整个被机器压扁……一货柜车倒车，把人挤压在货运“码头”，“断成两半死掉了”。《员工手册》中，涉及惩处的共有97小条……
打工

“感觉眼睛和手都不是自己的”

       2010年5月17日，记者在富士康的第一天工作，在E3栋生产显示器。记者问一姓刘的线长能否不加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来富士康不就是为了赚钱么，加班可以多赚钱。难道你是来玩的么？富士康不好玩。”

       每天7点40分开“早会”。最开始有个仪式是线长问“大家好”，每个人都要大声喊“好、好、非常好”。大部分人会在7点半之前到达，许多人从宿舍走到这里都得20—40分钟，路上还得吃早餐，所以，一般最晚也必须在6点半起床。而每天晚上，下班时间一般是7点半，线长也是要集合讲话，大声说“站不好就不下班”，于是许多时候实际下班时间接近8点。

       直到5月22日，整条线连续上班、加班20天，几个工友说，他们中一个曾连上30个白班，另一个曾连上31个晚班。室友们说，同一条线上，有人加班多拿到2700元，而有人则只拿了1200元。线长对不加班的员工的态度只有两种：一是“不加班就永远不要加班，就拿900元底薪好了”，另一种是“不加班就请离开，这里不适合你”。说起“学历补助”、“自我提升”，室友们都笑，他们说，在连续工作12个小时后还能读书的，一定是神人。

       2010年2月12日，田玉搬进富士康宿舍，第二天是除夕，再过一天就是她17岁的生日。

       在庞大的厂区里，田玉第一天就迷路了。她被分到苹果生产线，在线上的最后一个工站，看屏幕有没有不干净，屏幕有没有损坏，然后贴上标签。15秒要看一个，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要重复几千次一样的动作。不到18岁的田玉本来不用加班，但整条线都加只能跟着加。一天下来，感觉“眼睛和手都不是自己的”，“时间过得好慢”。

       2010年5月17日，记者分到的“工站”在流水线的第一个，名字叫“投面板（显示器的主要部分）”5个动作，每天要重复2000-3000次。到5月18日，记者的动作已经成为机械运动，重复那一系列动作的时候，和谁说一句话，或者物料的摆放发生变化，一连串的动作都会被打乱。不算中午吃饭，每天只有3次10分钟的休息，休息的时候才可以去上厕所喝水，每次喝两大杯水，却仍然觉得渴。口干在早餐时最严重，得吃一口东西喝一口水，否则根本吃不下去。而坐一下，偷偷喝口水，都成了莫大的享受。有份推泡棉的工作，因为可以正常地走一段路，还可以乘机去上个厕所，或带点东西，许多人都喜欢这么干。
“有很多人可以骂我”

       因为是新来的，田玉的速度比工友们慢，她在流水线最后一个工站，流水线前面经常“堆下来”。线长就开始批评她。因为检查过的产品最终不合格，线长也会骂她。“一条线上，被骂的最多的人就是我。”“他们说‘不会做来这里干什么’。”除了线长之外，批评田玉的还有“物流”。

       富士康的每条生产线上，都有两名线长、一名“全技员”，四五名乃至更多“物流”，他们几乎占了整条线人数的1/3乃至一半，对于普通员工来说，他们都是“干部”。田玉说“有很多人可以骂我”。

       2010年5月20日，记者因为前一天在暴雨里走了20分钟，感冒了，而没有带伞的原因是富士康不允许带包。但工作还是要做，最多的一小时重复了500多次动作。身旁装面板的箱子摞得比人还高。加快速度，还得细心地放好空箱子。偶尔放不整齐，线长过来就是一顿训斥。当身旁的小山逐渐变矮。物料员马上到来了，拉走空箱，并用车推来一座新的小山，我们的收入一般只与加班时间多少有关，似乎与工作量无关。而一次组长讲话说，干部的提升和考评等都是要看产量和质量。工作没多久，记者满脸都是汗，虚汗实汗一起流。

       两位线长、还有一位物流先后来到工站。一位线长问：“怎么这么慢？”记者有气无力地告诉他“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”。他愣了一下走了。接着到来的是“物流”，他过来就大声说“连个面板都投不好”。记者这时候已经连说话解释的想法都没有了。接下来一直疲于奔命地工作着，直到下班……记者去找线长请假，线长却让记者明天“继续来”，他会安排轻松点的工作给记者做。接着组长来讲话。他说后天要搬到H区新厂房去，那里有稽查人员，休息期间如果用手机或抱着椅子背休息这样的动作，都会被相机立刻拍下来记小过。下班后碰到工友阿彬，他说小厂管理人员比较人性化，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阿彬说，在这里做得越久越难离开，因为越做越熟练，而其它地方没有一样的工站和流水线，几年的“积累”就没用了。

       5月21日一早，有点发烧的记者又去找刘线长请假，他安排一轻松点的工作给记者做。中午吃饭回来，代替记者投面板的小师傅裤子破了想回去换，线长不同意，吵了起来，最后他去找组长，组长让他回去，他却开始怕线长以后处理他……刘线长又找到记者，让记者继续投面板，如果坚持不下去了再告诉他。另一位线长来指责记者，说没有把空箱子摆整齐，前面断线了，那个物流又来指责了记者一番，记者告诉他，要防止断，要么多一个人开箱，要么把记者和下一位工友之间的流水线距离延长。他说：“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但操作流程是‘系统’定死了的，一个工站可能两个人做吗？”

口袋里只剩最后一元钱

       已经是2010年的3月15日了，田玉还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卡，她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花光了，只剩最后5元。在此之前，爸爸买给她的手机因为掉在水里，坏了，她和家里所有的联系就此中断。好不容易联系上表姐，借了一部手机，却又莫名其妙地被人偷走了。她许多电话号码都存在手机卡里，并不记得，一丢失，就和谁也联系不上了。

       和女儿联系不上的田建党也曾经让深圳的亲戚去找田玉，亲戚到了富士康门口，看到数以万计黑压压的人群傻了眼，只好告诉田建党，没办法找，只有等。

       田玉问线长工资卡的事情，线长说因为她是从观澜被招募来的，她的工资卡可能就在观澜那里，线长说，去观澜厂区的C10栋可以拿到工资卡。

       3月16日一早，田玉带着对工资卡的期望，鼓起所有勇气，在深圳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坐上了去观澜的公交车。车费花去了她4元钱。带着“自己会坐公交车了”的成就感，田玉在观澜巨大的厂区里找到了C10栋，里面的工作人员却说不归他们管，让她去另一栋，田玉在两栋楼之间跑了若干个来回，又问了很多人，去了别的楼。中午的时候，她终于绝望了。

       她低着头，饿着肚子，走出了观澜厂区。却发现自己身上只剩最后一元钱了，没办法坐车回去。她只好走回宿舍去。记者曾经乘车从观澜厂区到龙华厂区，用了一个小时。走路要走多久？记者不知道。田玉一路走一路问，一直内向的她，从来没有问过这么多人，天快黑的时候，田玉终于走回了宿舍，躺在床上。她想找个人说这事，却发现自己没有手机，宿舍里的几个人，她都不认识，没办法开口，也没有人主动说一句问候关心的话。

       晚上，田玉本来应该上班的，可是她没有去。因为在她简单的思想里，这时候想的是“没有工资卡，一切劳动都是白费力”，因为自己没有被纳入发工资的“系统”，而“系统”的权威，她已经见识过了。躺在床上，腿因为劳累不像是自己的，脑袋因为压力也不像是自己的。
事发

因绝望而跳楼

      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，天怎么又亮了呢？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田玉从自己宿舍所在的三楼爬到四楼，跳了下去，等她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在医院里……事后想来，那已是另一个世界了。

       记者的工友阿彬在进入富士康后也一无所有了，连买锁的钱都没有，记者借给了他20元……阿彬说，他几年前有一次身无分文，从东莞长安走到深圳南头。

       那份工资的意味，记者也深刻体验过，2010年5月24日，记者离开富士康前一天，第一次从E3换到H5上班，两个地方隔着大半个厂区，要走20多分钟。下班后，线长说因为系统没有改变，大家得回到E3去打卡，否则当天没有工资。虽然已经决定离开，放弃工资，但从H5出来，记者不自觉地按照线长之前的指示，往E3走去，10分钟后才反应过来，努力控制住自己往离宿舍最近的一个门走去……一天的工资不过几十元，可那是一次次挑战自己体力和忍耐力极限的唯一回报……

       记者的几个舍友，虽然早上6点半就要起床上班，却每天在黑网吧玩到凌晨4点左右才回来。回来以后的两个小时里，他们睡不着，像鱼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。

关爱

曾经觉得整个世界很冷漠

       2010年4月12日，田建党终于拿到了那张工资卡。工资卡是在2010年2月26日就办理好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在3月16日仍没有送到田玉手上……

       田玉这个时候已经站不起来了，躺在病床上。

       田玉曾经对这个社会有深深的误解，她这样形容自己的感觉：“在工厂里，刚到医院的时候，我都认为整个世界很冷漠很冷漠，除了我自己的家人外，没人关心我。”

       田建党赶到深圳医院的时候，田玉还没有醒来，她醒来后第一句话是说：“我们回家吧！”过了一会又问：“你还要我吗？”田建党哭了，他说，自己当时想“农村的孩子到城市打工，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有份工作，老了、病了、残了，却都只有回家……”

       田建党说，田玉在深圳住院，富士康认识的人里来看她的就是两个“线长”，他们站在田玉的床头却显得很尴尬，没有多少话说，只说了几句好好养病之类，而田玉则一句话也没有对他们说。一道门，或者说一道线，看不见的，却划开了两个空间，连接彼此的只有沉默，可怕却又深刻。

       接着到来的是媒体的记者们，“有几十个”。田玉说他们中的许多总是不经任何铺垫，没有任何交流，第一句话就问“你为什么跳楼”，然后就不断追问下去，问完就走。田玉觉得“和我没有任何关系”。事后想来，自己也就是他们文章逻辑链接上的一个符号罢了。

“之前我认为没人关心我”

       不过，也有一名叫张蕾的记者与田玉交流得很好，当警察来问相关情况的时候，田玉甚至帮她掩饰说“她是我姐姐”。

       媒体的关注过后，一些大学生结伴来看她，几位大学教授也来看她，而且，他们并不是看一次，而是一直和田玉保持着联系，直到今天。田玉还记得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来看她的场景“男的给我讲笑话，女的削苹果给我吃”。

       田玉记得在医院给予她关怀的这些人的名字和样子，他们是范承刚、危志立、许辉、苏熠慧、许怡、邓孕雪、于淼、陈远忠、涂俏、邱林川、艾晓明、张小静……这其中，陈远忠是深圳晚报的记者、涂俏是她曾经的同事，邱林川、艾晓明、张小静是大学老师，其他人，则都是在读的大学生、研究生。

       记者之外，范承刚是第一个去看田玉的，去年冬天，他又去了一次田家，给田玉带去了热风扇、暖宝、十字绣，让田玉觉得很贴心。田玉现在生活里的很多东西都和这些人有关，因为她大部分时候只有和别人熟识了才会接受一些东西。田玉说，她的相机是邓孕雪送的，电脑是邱林川送的，轮椅是艾晓明送的，挂在床上每天陪她睡觉的几个娃娃则是其他大学生们送的……

       田玉在得到这些人的关心后，认为，“之前我认为社会上没人关心我，看来也不全对”“我跳楼也错了！”

       范承刚告诉晶报记者，自己在大学就曾经参加一个“爱心社”。最近关注焦点就是农民工。为什么去看田玉的都来自媒体、大学？范承刚说，他认为，并不是其他人没有爱心或者不关注田玉，而是因为媒体人和大学生们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“其他人如果有机会，也会关注的。”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范承刚的说法在“田玉拖鞋”上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重生

媒体记者帮忙学会织拖鞋

       田玉家与富士康最终达成了18万元的赔偿协议，但是富士康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，只愿意为“人道”出钱……2010年10月1日，田玉离开了深圳的医院，富士康不肯再付医疗费了。富士康用大巴送她回湖北老家，陪送的主管对她很照顾。可回家后，再打那主管留下的电话，就成了空号。曾经的经历，也随着电话里头的嘟嘟声陷入了一片虚无。

       田玉父亲自费在武汉给她做了一个月康复治疗，花费很高，他不敢再动剩下的钱，因为那得为田玉下半辈子留着。

       田玉回家前，深圳晚报记者陈远忠和涂俏专程到香港买了两本书，关于手工布艺和拖鞋的编织技巧。不能行走的田玉终于找到了一条自食其力的路，她和父亲每天都在研究。因为有66道工序，父亲有时候理解不了，田玉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讲给父亲听。第一双拖鞋，两个人做了一个半月。

       今年年初，田玉邮寄给陈远忠6双手编拖鞋，陈远忠把它们卖给了同事。第二批鞋子一共30多双，在一个多月后邮到了。陈远忠把鞋子都放在车上，遇到熟人就讲一遍田玉的故事，推销一双鞋子。

       这个办法太笨，影响有限。

       陈远忠在晚报的同事开始通过微博帮忙吆喝。

       转折点出现在今年4月6日晚上，晶报记者高雷在当晚看到微博后，联系上陈远忠买鞋，陈远忠竟然很快就载着一车箱的拖鞋亲自上门送货。高雷很感动，在买下一双“田玉拖鞋”后，立即上网发微博呼吁周边的朋友加入。到晚上临睡前，高雷吓了一跳，都转发数千次了。后来，高雷的微博被姚晨以及宁财神等名人转发。最终转发达到了两万多次。因为高雷在微博里披露了陈远忠的电话，当晚他的手机就被全国各地“想买鞋”的爱心电话“打爆”，也于当晚首次织起“围脖”。

       几天前陈远忠去了田玉家，经他“过滤”后抄给田玉的电话号码，有108个，其中很多电话声称，要买10双乃至100双。

       全国最大的网上正品鞋城“乐淘”，派出相关负责人到田玉家，签订相关合同，他们计划帮田玉家卖一年的鞋。晶报记者4月15日在老河口见到了“乐淘”公共关系总监刘羽，他说，自己曾经是媒体人，乐淘的老板也曾经是媒体人，都有一份对社会负责的情怀。

       田玉家从来没有这么忙过，每天天一亮就起来全家集体做拖鞋，78岁的老奶奶、田玉已经辍学的妹妹都是主力。“不能辜负好心人的热情。”他们做得很认真，66道工序一丝不苟，全家人都很充实很开心，全家集体上阵，一天能做十几双。田玉更开心，因为她终于找到一条路，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生活下去。她也第一次明白，关心她的是社会上的许许多多人，而不止是媒体人和大学生们。
 

作者：网友投稿

来源：人民网